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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andomly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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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结论来看,中国“消费不足”的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被名义指标放大的误判。
无论从食品、耐用品还是核心服务的人均消费量观察,中国居民并不“少买”,相反在多个关键维度上已接近甚至超过发达经济体水平。
2/ 市场长期以来将“低名义消费”等同于“低真实需求”的直觉判断,并以此作为宏观悲观预期的逻辑起点,是大错特错的。
3/ 中国消费之所以在宏观数据中显得“偏弱”,并非源于需求端的缺位,而是由长期低价与结构性供给共同塑造的结果。
高度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制造体系、政府主导的关键服务定价以及供给效率的持续提升,使得中国居民能够以远低于全球平均的价格完成同等甚至更高强度的消费。这意味着,中国的消费并不是“没有发生”,而是以一种对 GDP 贡献较小、但对居民福利更友好的方式发生,从而在国际比较中被系统性低估。
4/ 宏观统计口径重新校正:通过对消费/GDP 比重的口径校正和可比国家的重新选择,可以发现中国与主要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差距远小于表面数据所显示的幅度。
5/从消费总量视角切换到结构视角,真正的差距并不在商品或基础服务,而集中于可选性、高质量和体验型服务领域。
讨论焦点应该从“要不要刺激消费”转向“消费升级会发生在哪里”,也将中国消费问题从短周期需求管理,重新锚定到城市化进程、服务供给能力和生活方式演变等中长期变量上。在这一框架下,消费不再是被动等待修复的宏观变量,而是一条可以被结构性理解和预期的演进路径。
全 文
昨晚发文,种种迹象表明,比产业竞争和地缘博弈更为深层、也更具时代意义的变化,正在全球认知层面悄然发生——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中国。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国家样本中,公众对中国与美国的好感度差距正在持续缩小,至2025年已接近持平。
“中国是否仍然消费不足”之所以能反复成为公共议题,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对中国消费的理解,长期停留在极其粗糙、甚至带有误导性的统计直觉之上。
尤其是当人们看到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明显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时,这种担忧似乎更显得顺理成章。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中国人真的“没消费”吗——答案其实远没有表面数据所呈现的那样简单。
以人均消费量而非花了多少钱来衡量,中国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少消费”问题。无论是食品、耐用品,还是住房、医疗、教育等核心服务,中国居民的消费强度整体上已接近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水平,在不少领域甚至处于领先位置。
最具冲击力的例子来自食品结构:中国居民的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实际上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
这一结果之所以显得反直觉,是因为很多人习惯用“吃肉多不多”来判断饮食水平,却忽略了蛋白质来源本身是多样的。
中国虽然肉类消费低于美国,但通过更高的鸡蛋、水产品和植物蛋白摄入,实现了更高的蛋白质总量;同样,中国人均蔬菜消费量远高于多数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在“吃”这件事上,中国并非节俭,而是结构不同。

类似的逻辑同样适用于耐用品消费。
手机、家电、汽车在中国的普及率并不低赚配网,新能源车更是明显领先全球平均水平;
在住房方面,中国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部分欧洲国家;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中国居民的实际使用强度并不逊色于 OECD 国家平均水平。

换言之,如果从“消费是否发生”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不买、不用、不花”,而是这些消费在统计上没有转化为足够高的名义金额。
真正拉开差距的关键,在于“价格”。
中国消费的一个长期特征,是几乎所有主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这一低价并非短期促销或周期性现象,而是深植于经济结构之中。
作为全球制造体系的核心,中国在大量消费品及其关键零部件上具备极强的规模效应和供应链效率,这使得生产成本持续下降,并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向消费者传导。
同时,电商平台、物流体系和信息透明度的高度成熟,进一步压缩了溢价空间,使价格更快、更彻底地向成本靠拢。结果是,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与全球水平相当的商品,却只需支付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

在服务领域,这种价格差异更加明显。医疗、教育、公共交通、通信等关键服务在中国仍以政府主导供给为主,价格不仅受到行政约束,还通过补贴、集中采购等方式被长期压低。

换句话说,很多核心服务由公共机构主导、价格相对可负担,这对民生是好事,但从“名义金额”看,会让消费数据显得不够“膨胀”。
例如,2024年公立医院承担了 80%以上的住院医疗服务,如此高的市场份额,使得公立医院的诊疗行为、收费模式几乎就等同于整个住院市场的标准。再结合集采带来的价格优惠,药品价格往往会被压低50%甚至更多。同样,我国的高等教育几乎完全由政府资助,为确保人们能够负担得起,学费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即便在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中国居民在这些领域的名义支出仍显著低于多数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即使居民频繁就医、长期受教育、持续使用公共服务,这些消费行为在 GDP 核算中所体现的“价值”仍然偏低。
这就造成从统计结果看,中国人“花得不多”,但从生活体验看,他们“并没有少用”。
宏观层面上,不同的统计口径使得消费“看起来更弱”:
市场常用一个家庭最终支出占名义GDP的比例来评估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数据显示,中国的这一比例约为40%,明显低于美国(68%)、日本(54%)和韩国(48%),于是贴上“消费不足”的标签。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OECD 等统计体系里,政府提供的很多公共服务会以“政府实物转移(STIK:social transfers in kind )”的形式计入居民消费;而中国政府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比如社会保障福利,被排除在家庭消费统计数据之外。
因此,如果把这部分补上,这一比重会抬升约7 个百分点,与日韩这俩“储蓄文化相近”的经济体差距明显缩小。

综合来看,中国消费面临的并不是“需求枯竭”,而是一种由低价格和偏基础结构共同塑造的“名义弱、实物强”状态。
中国人并没有不愿意消费,也不是没有能力消费,而是在一个高度高效、价格友好、以基础供给为主的体系中完成了大量消费行为。
这种模式在提升居民福利的同时,也在宏观统计中制造了“消费不足”的错觉。
消费的上行空间在哪?
尽管在商品及基本服务方面的消费量很大,但在非必需品及高品质服务领域,我们国家消费水平仍然较低,再结合今年提出的“投资于人”的政策方向来看,这意味着以下相关领域可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1.持续的城镇化进程
2024年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已达到约65%,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在“十五五”规划期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持续下去,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更加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将会释放新的消费需求。加上12月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真正撬动内需,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
同样,诸如向“第四代住宅”转型这样的住房升级措施,以及那些在改造老旧住宅区和商业区的同时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的城市更新项目,也能够推动消费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2.自主决定的医疗保健与教育服务
当前我国预防性健康服务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一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没有接受过体检,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城市化的持续发展,这类需求应该会被逐渐放大。因此,政府同样必须确保有足够的供给来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
此外,在非必需的教育领域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3.高质量、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服务或商品
当下年轻人群体对体育赛事、音乐会这类以体验为核心的活动的需求正在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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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规划也明确将发展休闲文化服务作为一项战略重点,旨在通过通过供需适配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消费什么时候迎来上行期?
为了更好地理解“高销量、低价格”叙事下的消费疲软现象,我们将当前的情景放到更长的消费周期中进行分析。
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改革开放早期(1992年前)、改革开放再启动(1992—加入WTO前)、加入WTO后的繁荣期(加入WTO—2012)、转型期(2013—2021),以及2022年至今。在两个相邻阶段之间的过渡期内,通常会出现一次消费低迷期:
1988—1991:价格放开、社会不稳定,以及地缘政治因素;
1997—2000:由通缩、国企改革带来的失业压力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共同;
2013—2016:受到供给侧改革,同时需求结构变化和渠道扰动影响;
2022—至今:需求冲击。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这样的消费低迷期通常会持续大约四年,而目前这次低迷期已经持续了3.5年。未来有望看到消费修复的景象。
从城市化与公共服务→ 预期改善 → 服务供给扩容与升级 → 名义消费与就业循环。
扩大内需的关键,不是“让居民突然变得更爱花钱”,而是让居民在更稳的预期里,能把钱花在更好的服务与体验上,同时让价格环境从无序内卷回到健康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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